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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毅力

发布时间:2019-09-10 01:2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3. 激进主义。激进主义起源于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对传统君主专制制度与儒学文化霸权的强烈批判,形成于辛亥革命浪潮中,以中国同盟会纲领和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以及社会革命三大主题的公之于众为形成标志[4]。在后来的思想变革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势头猛进,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绽放的新世纪的曙光,反孔教而对马克思主义心悦诚服,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力行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客观具体分析中国国情,联系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整合包括孙中山新和新启蒙运动等各种价值资源,从而构建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为人民服务”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重要核心价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价值观[6]。对此,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人所领导的的文化思想,即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7] 697。开始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占据指导地位,推动了中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胜利。

  结合实践来看,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相辅相成。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流派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现象。这正是我国多元意识形态的原始样态。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倡导“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至此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魏晋隋唐以降,“儒释道”三教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常名教、佛家因果轮回理论以及道家刻苦禁欲的神仙崇拜理论深深地禁锢着百姓的思想。宋元时期,程朱理学为学界主要派别,倡导“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格物致知”“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等为核心的新儒学。明清时期,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内圣外王、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为核心的陆王心学为主要派别;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及“工商皆本”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统观来看,我国古代思想发展体系是古代各位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创新的基础上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是中国版意识形态生动的写照。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以后国门的敞开,中国的意识形态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二者在发展与变迁中相互碰撞与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的进程。

  3. 意识形态理论与安全预警机制研究。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激烈碰撞,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隐形战争,对不同人群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学者带着时代责任感在意识形态理论领域研究热情高涨,归纳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的类型与内容(任洁,2016;李俊卿,张泽一,2016),总结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石云霞,2017);从新媒体环境角度(路媛,王永贵,2019;郑洁,2017;刘娜,2016;宋丽丹,2015;王超,2015)、新时代论断角度(林建华,2018; 徐世甫,2018)、民族区域差距(宋才发,白永祥,2018;崔榕,2017)和全球文化渗透角度(何茜,2018;张榆,2017;刘建飞,2016;魏崇辉,2010)等指出我国意识形态所面临的风险。分析了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方式(王永友,史君,2017); 研究了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严重后果(秦在东,靳思远,2019),提出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其中腐败因子、社会贫富分化因子、社会多元因子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王翼,2012);总结了应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韩庆祥,2019;段辉艳,蒲清平,2019;匡长福,2018; 史献芝,20 http://discjockey411.com/xianshi/3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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